68年一60军老兵来找韦杰倾诉，韦杰痛心表示：我这个军长有责任

前言

图|韦杰

1968年年底，快要元旦的时候，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男子不远万里来到成都军区，他对看守的哨兵说：

“我想找军区副司令员韦杰。”

这个年轻人虽然年龄不大，但是却一脸的沧桑，很快他就被带到了韦杰家中。

还没等韦杰询问，这个年轻人就打开了话匣子：“老军长，我冤枉，只能找您了。”

韦杰顿时明白了，眼前这个人肯定是原来60军180师的，在韦杰的心里，有一件事使得他这一生都没有忘记，就是180师在朝鲜战场上失利。

很多人都指出，志愿军60军180师在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中是全军覆没，对此有人很不认同，曾任180师干事的梁玉琳曾经反驳过：

“什么叫全师覆灭？他指出，180师当时虽然被俘虏五千余人，但师部成功突围出来，且540团的2营、539团的3营也大部分突围出来。有三个重炮连在，还有一个完整的营在包围圈外边的兵站，这怎么能叫全军覆没。”

可即便如此，也难以掩饰180师在朝鲜战场上失利的情况。尤其是大部分英勇无畏的战士牺牲，令身为军长的韦杰极为痛心。

八十年代以后，韦杰回忆起这段作战经历时还说：

“对于历史，应该是面对，不应该是回避。失败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更为宝贵，总结过去是为了告诫未来。”

180师的战斗

1951年3月，本来在川西负责剿匪的60军，作为第二批入朝参战的部队进入朝鲜战场。

因为军长张祖谅身体各方面因素，原本是61军军长的韦杰接替成为60军军长，开赴朝鲜战场作战，时值第五次战役筹备期间，按照战役的预定计划，60军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对联合国军的作战中，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5月16日，我军发动攻击后，因敌情变化调整了战略部署，当时60军下辖的3个师中，根据兵团指示，179师调归15军增强突击力量，181师调归12军下辖，而第180师在完成钳制任务后，作为兵团预备队进军至春川、加平。

因而这时的60军，除了直属军部的工兵营外，就再没有其他部队。

一直到5月21日，结束第二阶段作战。

图|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赴朝参战

我军选择结束第二阶段作战（从4月30日开始），主要源于当时中朝军队经过连续两个月的作战，已经十分疲惫，加上粮食弹药补给十分困难，再继续进攻，后继乏力，因而暂停进攻，各兵团在预留一个师或一个军的兵力后进行运动防御，迟滞敌人的进攻，主力开始转移。

事实上，如果部署得当的话，我军是完全可能撤离的。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后来反扑会如此的迅猛，这也源于我军轻敌的关系。

5月22日黄昏，39军、15军开始转移，然而第二天凌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就部署了4个军13个师的兵力沿汉城至涟川、春川至华川、洪川至麟蹄公路，多路向北推进，全线反扑。

也因计划不够周密，我军运动防御的阵地尚未完全构筑，有的虽然已经进入阵地，但是还未来得及控制公路以及制高点，导致敌人趁隙而入。

当5月21日，志愿军各兵团迅速向北转移时，60军也接到了第三兵团部的命令，指挥三个师于白逸里、白积山以南，担任本兵团的阻击任务，东起九兵团防线，西起十九兵团分界线，以东地区即以加平、春川一线地区开始布防，节节阻击敌人，掩护主力后撤，运送伤员。

机要员收电报后，立即交给了参谋长邓仕俊，邓仕俊又把电报转交给韦杰。

“我们三个师划归其他部队指挥，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收拢呢？”

邓仕俊对部队的掌握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他告诉韦杰：

“一八一师在加里山那边，离军部150公里，至少要三天时间才能赶到归建；一七九师在北汉江南边，离军部约100公里，也要两天时间才能赶到；一八零师在春川、加平，离我们也有两天路程。兄弟部队今明天就撤走了，而我们三个师一时又赶不到，这怎么办呢？”

图|邓仕俊

尽管明知道三个师在当时根本无法短时间内归建，但韦杰依然决心按照上级的部署：

“你马上向一七九师、一八零师、一八一师发电报，要他们迅速归建。一七九师经芝岩里、退洞里，至加平、观音山、修德山布防；一八零师向新延江、芝岩里、白积山、上海峰以南地区开进布防；一八一师向国望峰、观音山开进布防！”

事实上，从60军收到担任阻击防御的任务，到美军发动反扑，中间只给60军留下一天的准备时间。

5月23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实施全线反扑。

敌人的摩托化军队前进的速度非常快，特别是依托于公路，60军三个师在接到阻击任务后，还没来得及进入防御阵地，就已经被切割开来。

180师本来就是作为兵团预备队的，其弹药、粮食本来就不足，还要担负阻击任务，一直到5月23日才接到撤退命令，这时180师已经是相当疲惫。

然而由于与兵团之间联系不畅通（当时第三兵团电台被炸毁），本来已经是在仓促撤退的180师，又临时接到60军军部传来的命令，要求在汉江南岸继续坚守三五天，然而就是耽搁的这三五天，致使180师孤军陷入到了敌军包围之中。

一直到5月26日，180师的后路彻底被敌军切断。

事实上，60军麾下的两个师179师、181师已经归建，听闻180师陷入重围后，60军当即下令，调181师到华川以东接应，然而等到181师抵达华川以东时，那里已经被敌人占领，接应已不可能。

遗憾也就就此造成。

图|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如果说左右两翼友军撤离，造成了180师左右两翼空虚的话，那么180师深陷重围后，没有选择凝聚成一股力量坚决打出去，而是采取分散突围的方式，从而导致了自朝鲜战争以来，我军最大的伤亡。

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在警卫连掩护下，拼死突出了重围，回到了安全地带。参谋长王定邦率领千余人师直机关千余人也突出了重围，538团团长庞克昌在二营组织敢死队猛打猛拼之下，也顺利地突出了重围。

遗憾的是，还是有大量的人没有突出包围圈。

事实上整个180师作战失利，不能完全归咎于一人，其中有各方面的因素，比如兵团部、军部指挥的问题，对敌人的分析以及180师突围过程中一系列的问题。

可让韦杰也没有想到的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却让他的内心深感不安。

老部下来寻韦杰

尽管战后韦杰因指挥调度遭遇批评，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党委会上，通过对第五次战役的分析，认为韦杰在指挥上没有问题，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也明确指出：

“第六十军对情况的处理是正确的。”

志愿军撤回国后，周恩来总理也当面对韦杰说：

“韦杰同志，五次战役没有你的责任。”

图|彭德怀

本来事情就此落下帷幕，后来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被俘的志愿军将士也除少部分到了台湾外，大部分回到了国内，然而这件事还并没有结束。

1968年，一名180师的老兵找到老军长韦杰，他这次来主要目的是希望韦杰能为他开个证明。

老兵名叫张达，是四川眉山人，建国后在成都参军，在60军180师团参谋处担任见习员。后来180师兵败朝鲜战场，张达在浴血奋战之中不幸身负重伤被俘。

与大多数志愿军战士一样，被俘以后的张达展现出了不屈的气节，美国人将张达视为是“共产党死硬分子”，并在他的胳膊上刺了四个字“反共反俄”，可张达后来用刮脸刀，硬生生的将胳膊上的这四个字给挖掉了，以至于后来张达胳膊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1953年，张达被遣返回国。

对于大多数志愿军战士来说，被俘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因此他们在回国之初，一度也曾感到惴惴不安。

从1953年至1954年，朝鲜战争停战以后，被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7110人分三批回国，这些战俘回来以后，一度受到英雄般的礼遇。他们在开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金日成与乔冠华也都接见了他们，这些战俘后来归国以后，中央也制定了一条20字的方针：

“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

总得来说，在一开始执行政策时，大多数人都受到了正确的对待。

总部在辽宁昌图县金家镇设立了归来人员管理处，这一批归国的志愿军战俘都归入到管理处管辖，总部委托东北军区管理该单位。

归管处将这一批人分作三个类别：

对坚贞不屈予以承认表扬，这些人对国家有贡献，恢复党籍、团籍、军籍；

动摇过或犯过轻微错误谅解，承认其被俘前军籍，开除党籍或团籍；

叛变投敌自己承担责任， 从宽处理，一律开除党籍、军籍、团籍。

一开始这一工作处理的非常顺利，这些被俘的志愿军战士，大部分都被归入到第一二类，大部分被恢复党籍军籍。

然而随着后来审查严格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决定恢复军籍的人大部分后来都被改为只承认被俘以前的军籍，原本只是轻微处分的人，一律都被开除了党籍军籍。

对于认定的原则，从一开始的宽松到后来逐渐严苛，对战俘的参照标准，上升到了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八女投江为标准，一个简单的理解来看就是，本来你们是应该牺牲在战场上的。

按照管理人员的一句话：

“共产党字典里没有被俘两个字。”

图|180师师长郑其贵在朝鲜战场上

基于这样严格的标准，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遭到了开除党籍军籍的处分，只有4600人左右承认被俘前的军籍，而2900多名党员中，最后仅剩下120余人，而且大多数都给予了保留党籍，留党察看的处分。

虽然在特殊年代下，对于归国人员严格标准是必须过程，可对于这些人的命运，却是何其不公。

张达也只是被俘的志愿军战士中的一个例子。

张达后来见到老首长韦杰后，诉说了自己多年来的遭遇，因为有过被俘经历，他被以“叛徒“的身份开除团籍，按复员处理，回到老家后先后两次参加高考，虽然分数够了，却没有被录取。甚至于后来还被莫名归入“投敌叛国分子”。

几番艰难的遭遇，让张达身心俱疲，无奈之下他只好找到老首长说明自己的情况。

对张达的遭遇，韦杰深感痛心，他对张达说：

“有战争就会有牺牲，就会有战俘，不能把责任推到你们头上，我这个军长有责任，你们在战俘营已经吃了不少苦头，回来的都是好同志。”

韦杰与张达谈了三个多小时，还让秘书给他开了证明，并在证明上做亲笔批示：

“张达同志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受伤被俘，停战后遣返回国，组织决定作复员军人处理，不属投敌叛国分子。”

证明开好以后，韦杰还不放心特意嘱咐了几句：

“回去后如果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来找他。”

英雄无悔

之前我们提到过，发生在张达身上的事情，绝对不仅仅是一个个案。

在大山里坚持14个月作战的180师代政委、政治部主任吴成德，被俘归来后，被开除党籍军籍。

图|郑其贵（二排右三）与军分区首长及机关同志合影

180师侦察营副营长武春生，也被开除党籍军籍，在归管处直接与管理人员吵起来：

“《告被俘人员书》咋说的：你们之间有些人在战俘营期间身上被刻了字，写过某种文件，在战俘营担任对付职务，只要回到祖国，都可以既往不咎，我叛变了吗？“

掩护538团庞克昌等突出重围的二营副营长王大力，被俘归来后，也被按照复员处理，回到了山西老家。

一次，县里组织劳动模范到东北考察，王大力因参加生产劳动，被评上了生产模范，也在考察队员之列，他打听到老首长吴成德在辽宁盘锦大洼农场，于是专程赶去探望。

王大力到的时候，吴成德正带着农场职工在田地里除草，一听说有人找自己还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是原来180师的老部下，吴成德满含欣慰的对他说：

“小王，难得你有这份心，还来看望我，你还好，现在成了劳动模范，我感到欣慰啊！”

王大力也很委屈自己的遭遇，于是对老首长说：

“老首长，我们180师被俘的官兵都是这么个情况，你没有向上级反映吗？”

图|180师后撤时被俘的女兵杨玉华受到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专门慰问

吴成德何止是反应，在之后人生数十年生涯中，吴成德光是向有关部门写的申诉信就有十几封，只求组织能够给一个公正的结论，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下，始终没有什么结论。

一直到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的第74号文件，要求对志愿军被俘归来的人员重新审查、正确处理。

“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祖国”，大部分恢复党籍，给予平反。

经有关部门重新认定，吴成德恢复了军级待遇，由地方政府负责。

一直到1996年，吴成德去世，享年84岁。

说回到张达身上。

即便是有韦杰开具的证明，张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四川省交通厅还开除了张达的公职。

没有工作，就没有办法养活一家老小，张达只好再次找到老军长，韦杰得知情况后，立即写信给四川省交通厅：

“请你们站在党性的立场上，对张达的事情做出妥善安排。”

图|吴成德晚年

因为有了韦杰的信，张达恢复了工作，尽管只是在川藏公路上当养路工，但他很满足，毕竟这也算是恢复了工作。

对老军长韦杰，张达始终心存感激。

1984年，根据中央的决定，张达彻底恢复了名誉。

张达后来回到北京，开了一家餐馆度日。

对于韦杰而言，180师作战失利始终是他心头难以言喻的伤痛，晚年的韦杰通过口述，整理总结了七点经验教训，算是圆了他这一生中最后一个愿望。

那些在为祖国牺牲的志愿军战士，永远是我们心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