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遭美军软禁5年，为了回国，他在香烟纸上写下求救信

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这句话是对钱学森归国成绩的高度概括，然而，这段归国路，钱学森一家却走得格外艰辛。5年时间里，钱学森生活在美军的监视之下，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回国。1955年，机会终于来了，他在一张香烟纸上写下了求救信，而在层层监视之下，这封信是如何寄回中国的？为了回国，夫妇二人又做了哪些努力呢？点个关注马上开讲！

1966年10月27日，在钱学森的建议和研究之下，中国将导弹和原子弹结合在一起，成功发射了第一颗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自此，中国真正意义上成为了核大国之一。而美国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有价值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并在文章中提到：

“这是冷战历史的一个讽刺，一个由美国培养、教育、鼓励、尊重、支付酬金和信任了十五年的人，帮助中国共产党用导弹把第一颗原子弹送上天空。”

话里话外，将钱学森描写成了一个忘恩负义之辈，然而，钱学森其实从未想过在美国长住，他曾说：

“我在美国的前三四年是为了学习，后十几年是为了工作，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国后能为祖国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1935年至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度过了20年的科研生涯，并结识了自己的伯乐卡门，而他回国后，却再也不愿踏上美国国土，甚至连美军要授予他奖章的时候，他也没有答应前往，他之所以会对美国有如此大的意见，和美国人对他的所作所为有关。

钱学森在美国时期，曾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和终身教授，并且还多次参与了美国军方机密的火箭工程，是团队中唯一一个，没有美国国籍却能自由进出五角大楼的人，可见美国军方对他的重视。1948年，美国《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更是争相报道了他即将任职戈达德教授的消息，由此可见，钱学森不仅在学术界非常有名，全美国都看到了他的优秀。

正如钱学森所说的，他在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为祖国做贡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在中秋佳节的晚上，对妻子蒋英说明了自己想要回国的想法。在美国，钱学森和蒋英的生活非常优渥，两个孩子也能受到最先进的教育，但蒋英没有任何犹豫，同意放下一切，跟钱学森回国，投身到祖国的建设浪潮中去。1950年，钱学森和蒋英带着儿女来到码头，准备踏上回国的渡船，没想到的是，海关却无情地扣押了钱学森的行李，他们给出的解释是：

“我们发现钱学森要船运到上海的私人箱子，包括各种形式的技术资料，有些是秘密、机密和受限制的，这些箱子不符合美国‘出口管制法’、‘中立法’、‘间谍法’的相关规定。”

事实上，钱学森行李箱中的资料都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军方机密没有半点关系，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只是美国军方为了阻止他回国而找的借口罢了。

1950年7月，美国军方怀疑钱学森曾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会议，因而停止了他从事军事机密的工作，面对这样莫须有的怀疑，钱学森找到了当时的美国海军副部长博尔，表明了自己目前的遭遇，和准备回国的打算。钱学森这样做，是为了向他求助，没想到博尔不仅没有帮助他，还百般阻拦他回国，在博尔看来，钱学森的才华抵得上五个师，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想让这样的人回到中国。正是由于他的阻拦，钱学森一家才会在海关遭到扣押。

1950年9月7日，钱学森遭到了美国军方的逮捕，他们不由分说地将钱学森关进了特米诺岛上的一个监狱，这里四面都是海，人迹罕至。而在狱中，每隔不到半小时，就会有狱卒进入钱学森的房间查房，同时，房间天花板上还有一个24小时开着的大灯，整整半个月，钱学森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他的身心遭受了巨大的折磨。最终，加州理工大学的同事凑齐了一万五千美元的巨额保释金，才将他救出了监狱。

钱学森回到家后，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精神状态也非常差，经过医生和蒋英的悉心照料才慢慢恢复。钱学森虽然被判驱逐，但美国军方又担心，如果让他回到中国，他必然能帮助中国迅速发展，这对美国非常不利，因此，他们并没有执行驱逐令，而是派了专人时刻监视钱家人的行踪。每个月，钱学森都需要到指定的单位，汇报自己这一个月以来的研究和生活。

在这样的高压之下，钱学森曾提出，让蒋英带着孩子先走，但蒋英却拒绝了，她执意留下来，照顾钱学森的起居，事实证明，她的决定是相当正确的。1955年，钱学森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父亲好友陈叔通的照片，他认为，回国的机会终于到了，于是，他写下了一封求救信，为了不引人注意，他还是特地写在香烟纸上的。信中这样写道：

“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尚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个人们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钱学森的这番话十分恳切，让人动容，但他面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陈叔通该如何帮助自己，而是如何在美军的监视下，将这封求救信寄出去。

1955年6月，钱学森写下了寄给陈叔通的求救信，而为了能躲过美军的监视，蒋英把这封信放在了寄给妹妹蒋华的信中。此时，蒋华并不在中国，这封信不太会遭到美军的怀疑，但为了保险起见，蒋英在写收件人地址的时候，特地用左手模仿了儿童的字迹。如何将信投递出去，也是一个问题。

这天，蒋英和钱学森来到一家商场，钱学森站在商场门口，负责吸引视线，而蒋英则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偷偷跑进商场，成功把信投入了邮箱。蒋华收到信之后，立即将其寄回上海，由于没有陈叔通的地址，这封信先到了钱学森的家中，再由钱均夫交给了陈叔通。陈叔通收到信之后，立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将其交到了周总理手中。

此时，中美特使正在日内瓦进行谈判，协商关于留美中国人的回国问题，原来，还有很多中国学生，和钱学森面临着同样的遭遇。面对中国大使的要求，美方却谎称，已经尽数放回了愿意回国的中国学生。而钱学森的求救信，立即粉碎了美方的谎言。中方开始向美方施压，双方经过多次谈判，周总理甚至同意释放11名美国空军战俘，这才成功换回了钱学森。

接到大使馆的文书之后，钱学森一家归心似箭，也管不了路途舒适与否，宁愿坐三等舱，也不愿在美国多逗留一天。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终于坐上了归国的邮轮，而此时，距离他们第一次想要回国，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18日，邮轮到达洛杉矶港口的时候，不少媒体纷纷挤在码头，向钱学森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位记者问钱学森，之后是否还会回到美国，钱学森坚定地回答：

“我不会再回来，我没有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一位记者就钱学森在美国的遭遇，问他是否会憎恨美国，面对这样敏感的问题，钱学森真诚地答道：

“我并不恨美国人民。当你被一条狗咬的时候，你不能够恨那条狗，只能够恨那条狗的主人。”

在钱学森坐着邮轮踏上回国之路的同时，中国方面也在紧急筹备着接应工作。负责接应钱学森的朱兆祥，在到达港口前，先去了一趟上海，他问钱均夫要了一张钱学森一家的合照，以便能够快速认出他们。10月8日，经过半个多月的颠簸，钱学森一家终于到达了口岸，朱兆祥早早就等候在了这里，他对钱学森一家的印象非常深刻：

“钱先生一家徐徐走过来了，他的神情很庄重，带着忧郁过后的开朗。他的夫人蒋英走在他的前面，手上提了一把吉他，两个孩子和他们携手并行。”

一见到朱兆祥，钱学森的两个孩子就非常热情地，拉着他的手打招呼，不难看出，他们也和钱学森夫妇一样，沉浸在回国的喜悦中了。10月26日，钱学森一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他看着飘扬的五星红旗，内心百感交集，说道：

“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