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伟思主动出击，最后一搏虽以失败告终，但历史不会忘记“迪克西使团”

昨天我们说到，实际上，在延安的“迪克西使团”所有成员，都已得知中共面临的不利局面，他们非常不想看到与美国政府的友好合作因为赫尔利个人的原因白白葬送，都极力想帮助共产党人做点什么。

几天之后，包瑞德得到了一条新消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七日，驻华美军参谋长麦克罗少将在重庆告诉包瑞德，美军一个空降师可能调到中国来对日本发动攻击。如果空降师在山东沿海登陆，在美军的补给线运转之前，八路军能否照顾一下该部队。毛主席给了肯定的答复：如果美军登陆，八路军不仅可以接应他们，而且还可以提供五天的补给。

毛主席与包瑞德

毛主席的做法让美国高层感到钦佩，由此也重新开始考虑与共产党人合作的事。然而，一个潜伏在延安的国民党特务立刻向蒋介石汇报了这个消息，蒋介石便质问赫尔利，早已倒向蒋介石的赫尔利的得知消息大为光火。

赫尔利态度强硬地向美国政府提交报告，认为在中国登陆与八路军合作是毫无意义的，这样只会增加美军士兵无辜的牺牲，也会损害与国民政府的关系。面对赫尔利的强硬，原本已经开始的中共与美国的再次合作无疾而终。

赫尔利

不仅如此，赫尔利要求美军总部在中国问题上也听命于他的指挥，一九四五年一月后，赫尔利直接下令不经过他本人同意禁止一切对蒋介石不利的报道送往华盛顿总部。然后向美国政府提出，撤除“迪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的职位，撤除成员戴维斯的职位，撤除美军参谋麦克罗少将的职位，并令他们立即返回美国，就这样，“迪克西使团”的灵魂人物一个个被迫离开延安。然而在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刻，谢伟思却主动出击了。

谢伟思在延安

约翰·谢伟思，出生在中国成都的美国传教士家庭。先后在美国驻昆明、上海等地领事馆任职。1941年起历任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还和宋庆龄、冯玉祥等人交往密切。最初，就是他在史迪威的支持下，写报告给罗斯福，提出创建延安观察组的。

毛主席与谢伟思交谈

一九四五年二月，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口，聚集了一群以谢伟思为首的美国年轻的驻华工作人员。他们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吁和努力阻止赫尔利的独断专行，避免美国在错误的路线上越走越远。但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似乎并没有太在意这些年轻外交官的声音，谢伟思他们在大使馆门口待了几天毫无成果。于是，谢伟思等到二月二十八日，趁赫尔利回国述职的机会，起草了一份报告，与其他同仁们一起签名后，将这份报告发向了美国国务院。

谢伟思传记封面

这封信的内容表达的中心思想就是，如果美国就这样单方面的支持蒋介石的话，美国可能对华政策会陷入一场危机，最后可能会卷入一个没有办法处理的麻烦中去。

1945年3月30日，谢伟思接到了华盛顿的急电，要他以最快速度赶到华盛顿，难道那封急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谢伟思本人以及中共领导人都乐观的这样估计。

谢伟思与包瑞德在延安

怀着美好的愿望，谢伟思一路颠簸回到美国，但他惊讶地发现，所有参与二二八报告的外交官都被紧急调回，原来，赫尔利从中作梗下，以这些成员有泄露军事情报为由，建议撤离回国接受审查。“迪克斯使团”的最后一搏，还是以失败告终。

毛主席送给谢伟思的签名照片

1947年3月11日，“迪克西使团”的任务彻底结束，在百米大道上，最后一班使团成员的飞机飞离延安。而谢伟思也因此离开了生活了十多年的中国。直到一九七一年春，在中美关系解冻的前夕，谢伟思收到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了阔别二十多年的中国。

“迪克西使团”在延安

谢伟思后来回忆说：我认为我的事业生涯是幸运的，因为我曾经有幸结识了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伟人，我亲身感受到了伟大中国革命的洪流，虽然身在惊涛骇浪中是危险的，但如果可以，我愿意再经历一次。

谢伟思著作封面

“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开展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活动。他们认真听取了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报告，对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有了一定的了解。将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等做了详细的报告，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虽然“迪克西使团”最后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但是我们不能忘记1944-1947年间在延安的一批有良知的美国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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