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李志民回忆：路口镇负重伤，红三军团第二次攻打长沙城

一九三○年四月二日，我红五军第一、三、四纵队离开袁州，准备迂回湘赣边界再北上进攻江西的万载、铜鼓，不料行军途经莲花县路口镇附近的一条山路上时，突然与增援袁州的国民党朱耀华旅一部遭遇。军部令我特务大队迅速阻击敌人，等待后续部队赶到进行反击。我和大队长谢嵩立即分头带领部队抢先占领山路两旁的高地，进行阻击。

敌人凭借兵力上的优势，疯狂向我特务大队的阵地冲击，企图突破我阻击阵地，迂回到我军侧后，以便前后夹击，消灭我军于行军途中，战斗异常激烈，伤亡在不断增加。

我亲自在第一线上指挥作战，一面用我的马枪向敌人射击，一面指挥机枪排坚守阵地。机枪排长叶长庚打得十分顽强，他带领机枪排的同志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击，阵地岿然不动。突然，我感到象被人当胸击了一拳，忙用左手捂住胸口，低头一看，血从右胸部上衣口袋上一个破洞里涌出来，顺着手指缝滴洒在草地上，顿时脑袋嗡的一声，眼前景物一片模糊，我知道胸部已经挂彩。可是，大敌当前，身旁还有五名重伤员，责任感和理智使我镇定下来，不顾个人的安危，也不声张，照常指挥部队抗击敌人的进攻，掩护着重伤员。

正在这危急的时刻，忽听背后传来喊“杀”声和枪声，忙回头一看，原来是后续部队已经赶到，压在我心头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这时，我才感到伤口疼痛，头脑晕眩，没有力气站立起来，但还隐约听得到枪声逐渐远去⋯⋯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后续部队一阵勇猛反击，敌人支撑不住，丢下辎重便仓皇溃逃，我军尾随追击了几里地，缴获很多。战斗结束后，后续部队才发现奄奄一息的我和我身旁的五名重伤员，马上紧急抢救。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军医很少，又没有药，护士只能用棉花、纱布沾上碘酒塞进伤口消毒，然后用绷带把伤口包扎一下，就派民工用担架把我抬送后方医院。

这时，我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止血，加上担架的颠簸，肺部枪伤的血水有的顺着创口往外渗，渗透了纱布绷带；有的血随着呼吸进入支气管，淤结成一小块一小块血块，从气管里呛咳出来，伤势越来越重。据医生后来告诉我，担架的颠簸虽然使我不能尽快完全止血，而且不断咳出淤血来，但在当时医疗条件不可能进行胸腔手术的情况下，把淤积在肺部的血块通过气管呛咳出肺部，避免了胸腔淤血过多，造成“气胸”，便于到医院后抢救治疗，反而挽救了我的生命，这真是“坏事变好事”了。

我们担架队一百多副担架经过几十里山路的颠簸，来到了莲花县城，民工们正在街上饭铺里打“中伙”（吃午饭），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枪声，接着，国民党莲花靖卫团的一队团丁冲进了街道。民工们听到枪声后，有的抬着担架跑，有的撇下担架四处逃散。这时，抬我担架的两个民工已不知去向，我挣扎着从担架上坐了起来，呼唤民工来帮忙，正在这危急的时刻，从饭铺里跑出两个老百姓，他看到我负了重伤，便机警地连搀带抬地把我扶进了店铺后面的苎麻地里隐蔽。苎麻有一米多高，我躺在地沟里，敌人看不见。

两个老百姓刚回店铺，敌人已冲到饭铺前，只听一阵枪响，我知道，来不及隐蔽的伤员已遭敌人的毒手，心疼得咬住了牙，两行泪水涌出了眼眶⋯⋯

我躺在苎麻地里隐蔽了半天，忍受着伤疼、饥渴和悲痛的折磨，直盼着天快黑下来，好想办法脱离险境。

天终于渐渐地黑了，还渐浙沥沥地下起了雨。因为莲花县城曾被我红五军攻占过一段时间，当时城内虽然没有红军，但靖卫团怕遭到我地方游击队的袭击也不敢久留，在城里吃饱喝足之后，便吹起集合号，把队伍拉到城外去了。我在苎麻地里听到敌人的集合号声和脚步声已经远去，才挣扎着踉踉跄跄地走出苎麻地来到街上，敲开一户老百姓的家门。

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出来开门。我对他说：“老表，我是红军的伤员，中午被白军冲散，抬担架的民工也找不到了，麻烦你带我去找县苏维埃政府好吗？”

老汉手持一盏小油灯上下打量我一番，看清我确实是红军的伤员，才细声地对我说：“县苏维埃撤到城外去了，离城还有十来里。”

我愣住了。还有十来里地怎么办？我试探地问老汉：“老伯，我这里人生地不熟，能不能麻烦你给我带个路？”

老汉沉思片刻，便爽快地答应：“好，你稍等一会，我带你去。”

老汉回屋里向家里人交代几句，马上转身出门，掩上大门，就领着我向北门走。路上，他见我行走艰难，看出我的伤势比较重，便主动地搀扶着我。

这时雨也停了，我们两人出了北门，走了十多里地，来到一座山下，老汉停住脚步说：“你沿这条路走上山不远就是县苏维埃的地方，我不再送了。”

我感激地握住老汉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放在老汉的手心说：“老大伯，谢谢你救了我。我身上还有一块钱，送你喝杯酒。”

老汉把银元又塞回我的手心，动情地说：“同志，为红军带路是我应该做的，这块钱你留下养伤用。”

老汉一再推让，在我再三说服下，才收下这块银元，摸黑回莲花城去了。

莲花县苏维埃政府把我暂时安顿在县的临时医院里，这里名谓“临时医院”，实际上没有一名正式医生，只是一些群众组织起来临时看护伤员的地方，群众看到我的伤口经过沾碘酒的棉花、纱布一次次“消毒”，烧得肌肉发白，象小孩子咀似地向外翻着，不断渗出血水，很是心疼，第二天清早马上四处去采草药来给我敷上。经过两三天的治疗，总算止了血，县政府又派了担架把我连同近几天收容的几十个伤员一起，组成了一个担架队，向水新县澧田南面山区里的后方医院转移。在转移途中，一百多里的崎岖山路全靠江西老乡抬着我跋山涉水，给我洗伤口、敷药，照料我吃饭、喝水、大小便，才使我能安全到达红军后方医院养伤，把生命保全下来。江西老根据地革命群众的恩情，我终生难忘。

我养伤期间，一九三○年六月十日前后，红五军在湖北大冶、阳新边界的刘仁八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由从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红军代表会议归来的滕代远、何长工分别传达两个会议的精神。立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提出红军的总任务是“配合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暴动，争取革命暴动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直到全国政权的夺取”，要求红军”要集中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灭敌人主力”。为完成上述任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和第三军团党的前委，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

红三军团下辖第五、第八两个军，红五军由原红五军第一、二、三、四纵队改编为两个师四个团，三军团司令部兼红五军司令部；红八军由原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两个师四个团；到了八月间，原红五军第一纵队又与湘鄂赣边境独立师及平江、岳阳、修水、铜鼓等县赤卫队编为红十六军，也属红三军团建制。其实当时红五军仅八千人，与三团建制的一个师人数差不多，这种所谓“扩编”，只是虚张声势，搞空架子，浪费干部而已，并不能真正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军委扩大会议后，七月三日，彭德怀即率红三军团主力乘岳州敌军调往防守武昌，岳州城内守敌空虚之隙，攻占岳州，歼敌约二个营，缴获大批弹药、粮食和军用物资，其中有75野炮四门，山炮十二门，自此，红三军团便有了炮兵。

七月十五日，红三军团回师平江进行休整，准备进攻长沙。二十二日，湖南军阀何键调动三个旅的兵力，分为三个梯队，摆成一列长蛇阵直犯平江，企图一举消灭红三军团，保住长沙。彭德怀闻讯即率部在离平江城三十里的瓮江镇设伏，因敌人未敢贸然前进，第二天，红三军团即向敌人发起反击，于金井地区击溃来敌，并乘胜推进，于二十七日攻占长沙，俘敌四千余名，缴获山炮二门、迫击炮二十门，枪三千余支，弹药、物资甚多，取得了我军八千人打败三万余优势敌军的辉煌战果。攻占长沙的胜利是彭德怀利用敌军进攻部署上“长蛇阵”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乘胜攻城而取得的胜利。这个胜利并不能掩盖立三路线的错误，也挽救不了立三路线的失败。

八月六日，敌人以五六个师的兵力对长沙进行反扑，因敌众我寡，红三军团主动撤出长沙到平江、长寿街休整。红三军团占领长沙十一天，筹款四十万银洋，解决了全军的被服、医药等困难，全军官兵都脱下破旧军装，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大盖帽；破旧的武器、装备也全部更新，并把多余的武器武装了地方部队，部队面目焕然一新，军容更加严整，军威更壮。在此期间，红三军团还将没收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的许多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放出了几千名政治犯，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人心大快，群众热烈拥护红军，许多工人、城市贫民和郊区农民踊跃参军，俘虏兵经教育后也有一部分参加红军，共扩大红军七八千人，红军声威大振。七月下旬，我在医院听到一个个胜利捷报，真是欢欣鼓舞，伤才初愈，就积极要求返回部队参加战斗。

当时，立三路线的错误领导者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求组织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从中央到各省、边区都将党委和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所以，我要求归队时因部队还在长沙，组织上就要我先到江西省委西路行动委员会去暂任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参加西路行委组织的攻打吉安的行动。

江西省委自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年八月下旬，先后对吉安城发动过八次进攻，每次进攻都动员地方武装和群众几万人至十余万人参加。但吉安位于赣江、潇水之滨，三面绕水，有赣江、潇水作为天然屏障，而且吉安是赣江流域一个中心城市，城墙既高又坚，守敌兵力充足，总是愈攻不下。

一九三○年一月，毛泽东率红四军越过武夷山从福建进入江西境内，二月到达广昌，也曾决定要攻打吉安，后来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了计划，仅留下《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词“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的豪句。这次动员攻打吉安，可能是第七次或第八次的行动。我七月底到永新县城的西路行委报到后，行委的领导同志告诉我，所谓干部大队大多是刚出医院尚未归队的伤病员组成的，大约有一百多人，此时大部分已分散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发动工作。他们要我国在行动指挥部兼任秘书长，负责了解各县动员情况和起草文书、电报等工作。

这次攻打吉安的行动，红军主力部队很少，只有红五军第三纵队三四百人作为骨干，其余的都是农民赤卫队，号称二十万大军，实际上只有十几万人。发动总攻这一天清早，十几万农民赤卫队从永新、莲花、安福、泰和等各县革命根据地，打着大大小小无数红旗，个个扛着梭镖、大刀、鸟枪或担架，浩浩荡荡向吉安城进攻，但都被阻于潇水和赣江岸边。敌人在对岸固守，用火力封锁着江面，使十万大军无法渡江。三纵队虽然也在岸边向对岸敌人打了一阵，但火力毕竟太弱，根本无法压住敌人的火力，掩护大军过江。十几万赤卫队员只能在岸边呼口号，摇旗呐喊示威，毫无用武之地。就这样搞了一天，到了傍晚，便各自散去，我也和指挥部一起返回了永新。

这次也可谓“十万工农下吉安”的行动，表面看来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实际上如同儿戏。因为没有坚强的红军主力作为骨干，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武装，光靠摇旗呐喊是不能取胜的。这次行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既感到群众革命热情的可贵可佩，也感到立三路线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幼稚可笑。

我回到永新县城后，听说红三军团已经回师浏阳，归心似箭，便与伤愈出院的红五军第三纵队司令彭遨相邀，向西路行委说明我们要回湖南找部队，顺路请个假探家。经行委同意后，我们一起离开永新返回湖南。我们到了浏阳县城后得知部队在永和市，两人便暂时分手，彭遨回平江探亲后转永和市，我也先回家看一看再去找部队。我途经双坑村时先去看望生父、生母和两位哥哥，在生父家休息一下。老乡们知道我回家乡，都来看我，把一间小厅挤得满满的；我养父闻讯，也赶到双坑来接我，那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一年多不见面，老人家显得苍老许多。他见了我的面，拉住我的手直掉泪。我吃了午饭，就同养父一起回西坑家，路上碰到高坪区的干部，大家都很高兴，他们边走边谈全区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翻身做主人的兴奋心情溢于言表。

我刚从游击队调到红五军工作时，因部队还在家乡一带活动，偶尔也回过几趟家，自一九二九年八月调随营学校工作后，离家越来越远，一年多没有回过家，现在看到家乡的山，家乡的水，特别感到亲切，几天来旅途跋涉的辛劳早已忘掉了，真似脚底生风，很快就到了西坑村口。

这时，在我家门前的池塘边和大门口已站满了乡亲，他们知道我已到了双坑，都到我家门前等我，表示欢迎。我年迈的母亲一手牵着我五岁多的大儿子清启，一手牵着我三岁多的二儿子兴启站在门前；妻子刘氏怀抱着我远离家门后不久才出生的小女儿站在母亲的身旁，她们都为我突然归来感到欣喜也感到心酸，在门前已经仁立凝望许久，激动的泪水沾湿了衣襟。一年多不见，两个儿子都长高了，好象已不认识我，瞪大了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惊奇地瞧着我，我一把抱过二儿子兴启，亲着他的小脸蛋，一种未能尽到父亲和丈夫、儿子责任的负疚心情，促使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下来。

这时，周围的乡亲都围拢过来问好，我忙转过身来招呼大家进屋坐坐，感谢乡亲们对我家的关怀照顾。不久，乡亲们陆续散去，我和父母亲、叔叔以及妻子、儿女才坐下来团聚叙谈。由于“马日事变”后我家被敌人抄了三次，父亲、叔叔坐了牢，本来就穷的家更穷困了。这一年多来，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家里生活有了些改善，但仍然很苦。我把身上仅有的三块大洋交给了父亲，看到家里一把雨伞已破烂不堪，把我自己用的一把雨伞留了下来，我全身仅有这一点“财产”，全都给家里了，算是尽了一点心意吧。

我在家住了三天，到高坪一次看望了亲戚朋友，便匆匆赶到永和市找部队，没想到，这一次离家，竞是我与全家人的永诀。

二打长沙的教训

一九三○年八月二十日，我赶到浏阳县永和市找到了红五军军部。邓萍很热情地接待了我，问我伤势和治疗情况，告诉我毛泽东、朱德带着红一军团要来永和市会师，两只拳头合在一起，力量更大，可以大干一场了。我为邓萍的热情所打动，心里也热乎乎的。邓萍要我暂时休息几天，等待分配工作，我就在军部住下了。

八月二十三日，红一、三军团按计划在永和市会师。当天，两军团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滕代远为副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党的总前委，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军团；红一军团辖第三、第四、第十二军；红三军团辖第五、第八、第十六军，总兵力约三万余人，两军团兵力大致相等。红一方面军的成立，进一步在战略上集中了兵力，这对红军更好地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促进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我们红三军团军团长由彭德怀兼，政治委员滕代远兼，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团下辖三个军、六个师和特务团、炮兵团、工兵营，约一万七八千人。红五军下辖第一、第三两个师，军长由邓萍兼任，政治委员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我被任命为红五军党委秘书长；十一月，红五军召开党代表大会，我又被选为党委组织部长。

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讨论了攻打长沙的问题。当时有些同志看到三军团第一次攻打长沙取得很大胜利，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物资，部队武器装备大大改善，个个穿起崭新的军装，面貌焕然一新，十分羡慕，认为三军团仅一个军团的兵力就能攻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合兵一处，打下长沙更没有问题：加之当时党内军内总的指导思想仍然是要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攻打长沙的主张便占了上风。

而彭德怀和三军团的许多同志从实际出发，不大同意打长沙。因为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到此时近一年时间，部队扩大了六倍，而且从五月份开始连续作战、攻城，部队没有得到休整，有些连队不仅没有党支部，连党员也没有，只靠士兵会的活动而没有党的领导核心，迫切需要进行短期休整，以利再战。

而且从敌情方面看，第一次打长沙是我军抓住敌人战略部署上的弱点，各个击破敌军的“长蛇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敌人，所以能乘胜攻进长沙城，这次则不同：这一次敌人追击我军的四个旅，只有戴斗垣旅在文家市被我一军团全歼，其余三个旅在我三军团赶到文家市的前两天即已主动退回长沙，兵力未减；原来在长沙还有敌人一个旅没有出动，所以，长沙当时还有敌人四个旅的兵力，加之他们已在长沙准备了五六天，野战工事也构筑好了，我们再次进攻长沙，便失去进攻的突然性，变成正规的阵地攻坚战，胜利的把握很少。可是，总前委会讨论的结果，多数人决定要攻打长沙，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的同志只好服从。

八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即发布命令，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红一军团为左路，红三军团的第十六军和平江地方武装为右路，红三军团的第五、第八军及浏东地方武装为中路，于二十八日进抵长沙东南郊外三十里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菱中铺、龙头铺一带，对长沙形成包围态势。此时，据侦察得悉，长沙守敌自南郊的猴子石起，经阿弥岭、湖迹渡至北郊捞刀河口止，透迤数公里，林立许多碉堡、巨型鹿砦，还装上高大的电网，这是我们过去从未见过的如此坚强的工事。而我军只有步枪和少量机枪，军团虽有一个炮兵团，但也只有十几门山炮和二十余门迫击炮（第一次攻打长沙时缴获的几门野炮，因太笨重，没办法带走，都已炸毁），炮弹数量又少，缺乏攻坚武器，所以，包围长沙之后，总指挥部就想方设法诱敌出击，但守敌却连续数日坚守工事不出，真是气煞人了。

九月三日，方面军总指挥部获悉守敌指挥部为给守城的敌军鼓气，打破被围的困境，将以十个团的兵力从猴子石向我军出击，真是喜出望外，马上进行歼敌部署：由红三军团担负监视正面敌人的任务，红一军团在敌出击线西侧，形成一个伏击敌人的大口袋。当天下午，敌陶广师所属的第一、第二旅及补充团、独立团、特务营、工兵营等部，果然由猴子石向我军出击，上了我们的钩。下午五点多钟，敌军约有两个团进入我伏击圈，其后续部队仍在继续出城。时近黄昏，我军出敌不意，以泰山压顶之势猛烈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敌驱至湘江边上，经过激烈战斗，毙敌六百余人，俘敌两名团长及士兵千余人，缴枪一千多支，并击伤其旅长陈渥及两名团长，余敌狼狈溃逃，龟缩于猴子石阵地内，不敢反击。

敌人接受猴子石出击失败的教训，不敢再贸然出击。我军又围城七天，敌人仍坚守不出，双方对峙于长沙城下。九月十日，方面军总指挥部不得不于田心桥发布《强攻长沙的命令》。但两个军团多次强攻，由于守敌准备充分，工事坚固，进攻部队受阻于高压电网之下，进攻未能奏效，伤亡较大。

为了攻破敌人的电网，我军曾采用“火牛阵”的办法，买来一批公牛，在牛尾巴绑上沾了煤油的破布、破棉絮和鞭，炮，一齐点着了火。公牛被火烧和鞭炮惊吓，发疯似地向敌人的电网冲去。可是，火牛冲近敌人阵地时，有的被敌人的枪弹打死，有的被电网高压电击毙；有的被敌人的枪炮声惊吓，掉转头往我们自己的阵地上冲，反而把跟在火牛阵后面的冲击部队冲散了，仍未奏效。这种“火牛阵”过去对付地主武装的土围子曾发挥过威力；但对付敌人的高压电网是毫无用处的，这也是当时我们部队缺乏科学知识的表现。

“火牛阵”失败后，部队又组织几次强攻，仍未奏效，伤亡很大，事实证明，我军还不具备阵地战和攻坚战的条件。这时，中共长江局传来了国民党张发奎部和桂系的部队已进至湘潭一线，企图增援长沙守敌的消息，于是，毛泽东建议先消灭增援的桂军再打长沙。总前委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于九月十二日发布了《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第二次进攻长沙遂告结束。这次进攻长沙，不顾客观情况已发生变化，我军攻坚力量薄弱等条件，凭主观愿望决定攻打而遭到挫折，教训是深刻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把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罪责强加于彭德怀身上，这就不实事求是，也是不公道的。